李维汉：“坐在屋里搞不好党史”

“我是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作为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积极收集资料，撰写回忆录。李维汉在研究工作中所体现的唯物主义党史观，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今天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对待党史事件，要直面历史争论，妥善处理问题。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在党史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由于牵扯面过广，中央几次开会仍没能圆满解决。1980年10月，李维汉结合自己亲身经历，与陕西省党史工作者交换了对陕北肃反、对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的评价、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延安整风、边区高干会议等问题的看法。1983年4月，87岁高龄的李维汉受党中央委托，主持五人小组，与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同志一起，本着既要弄清是非又要团结同志的精神，通过召集原陕北、陕甘边同志举办座谈会，以协商发言等方式为各地解决党史上的类似问题提供了遵循。难能可贵的是李维汉面对涉及自身的党史问题，也能采取不绕弯不回避甚至自我批评的态度，如在《回忆与思考》中深刻剖析了自己在1933年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所犯的错误，这对我们今天学习研究党史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看待党史人物，要回到历史语境，力求完整客观。李维汉常引用列宁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可见研究党史人物，要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能按照当下的标准去苛求甚至拔高贬低。李维汉在1980年同湖南党史工作者座谈时曾评价一些烈士传记，“感觉仿佛这些人从小就是神童，长大了就是先知先觉，而且都是很顺利地成长的，写一段就加一段好评语，然后又一段，又加一些好的评语，就是这样一步步升高。”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党史学者将重点局限在少数领袖人物，李维汉主张应正确看待“领袖同群众的关系，同集体内部的关系，如果写一个领袖人物看不见这些关系，是不够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把领袖人物写成没有一点缺点，直线发展的“足赤完人”，“要这么用，就这么写，要那么用，就那么写，歪曲领袖形象。”其实质也是实用主义。“我们革命的成功，不是只靠少数领袖，不能没有广大的群众。”李维汉曾赞扬白洋淀党史工作者撰写烈士纪念碑的经验，对于基层烈士的英勇事迹，“即使知道的不多，只一、二行字，也是一个传。只要把它登出来，当地的群众、党支部就会受到鼓舞。”

对待党史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李维汉认为求“是”和求“实”是相互作用的，但基本的是求“实”，他在《关于党史上的几个问题复聂荣臻同志》一文中强调：“第一材料必须真实，第二重新认识过去，都还需进一步加工。”为收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资料，李维汉不顾病躯，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一道奔走于武汉、广州、长沙之间，每到一处均召集当地党史工作者与老同志举行座谈，解答疑问，澄清史实。李维汉建议党史研究者、教育者也要“走出门去调查，坐在屋里搞不好党史”“调查的资料要十分丰富，然后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发现不足，再去调查。”李维汉以天津大学组织写作《柳直荀传》为例：“他们有几个同志到湖北洪湖地区调查了半年，来回几千里，找了许多人，终于找出了直荀烈士被害的具体情况。这种艰苦调查的精神值得称赞和学习。”李维汉强调的“真实”，并不是有闻必录的客观主义，也不是要搞繁琐考证，而是从真实事实出发，引出历史发展规律，真正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回顾党的历程，李维汉曾自豪地说：“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可能还没有一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么丰富的经验，我们党至少是国际上最富有经验的共产党之一。我们是一个大国，将来我们的党史就像一个伟大的大厦。”“老干部就应该去收集一点砖哪瓦哪，供党去修这个大厦。”“我见到老人就劝他们写资料。”离世前，李维汉将写作回忆录的相关资料与访谈，均无偿捐献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以身作则践行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无悔承诺，为党史工作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值得我们永远学习铭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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