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报道皖南事变真相

　　80年前，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集团控制舆论，对外宣称新四军“叛变”，海外一时疑云四起，不了解事变真相。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次将真相在海外媒体报道，并详细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

　　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为“叛军”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1月17日，国民党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宣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惩处叛变。周恩来得知后，打电话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新闻机关强迫重庆各报必须在18日刊登国民党政府的“一·一七”通告和国民党“发言人谈话”。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拒绝刊载，并组织人员撰写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军令的社论，全都被国民党新闻检察机关扣压。他们扣压了稿件后仍不放心，还派出了新闻检查官到《新华日报》社督促，声言要看明日报纸的大样。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满含悲愤地亲笔写下了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四言挽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发出抗议，同时，也是对皖南新四军将士寄托的无限哀悼。

　　1月18日清晨，刊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出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一时发行量剧增。有的外籍记者以80元代价抢购一张《新华日报》，重庆人民或捐款，或写信给《新华日报》表示支持，海外侨胞亦为皖南事变震惊，纷纷电斥国民党反动派。

　　国民党强化对新闻舆论的管制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内外一片震惊。为了控制舆论，本来对新闻严格管制的国民党中央对新闻检查更加收紧了，在重庆设立了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新闻检查，对外国新闻记者的采访对象、采访行动进行严格限制，对电讯内容、发电单位进行严格审查，新闻电讯稿必须用英文写明“经重庆送检”字样，盖上“国宣处检讫”图章，方能由重庆邮电管理局拍发到国外。有时还故意拖延发电时间，影响新闻时效，致使外国记者很难将真相发回国内。所以从事变发生开始，外国媒体发布的消息都是国民党提供的新四军是“叛军”的消息。

　　中共中央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为争取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充分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充分发挥他的外交才能，周旋于美、英、苏等国大使和特使中间，及时向他们说明皖南事变真相，并通过外国记者将皖南事变真相在国外媒体上公布。

　　斯诺首次在海外媒体报道事变真相

　　1941年1月，斯诺正在香港，他从廖承志处得知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十分震惊，他气愤至极，奋笔疾书，不顾重庆方面的禁令，毅然通过香港向海外发出几则电讯，公开报道皖南事变以及国民党封锁新闻的真相。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星期六晚邮报》等发表了斯诺从香港发回的报道，揭露了事变真相。

　　斯诺的报道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驻重庆外交官证实事件的真实性后，向伦敦报告了中国的“战争中的战争”的事实，而且报告了重庆方面正准备大举进攻延安的消息。驻重庆的西方记者纷纷抗议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国民党政府在国际舆论面前十分狼狈，被迫承认了事实。

　　国民党政府因此而恼羞成怒，迁怒于斯诺，下令取消了斯诺在中国的记者采访权。

　　1941年2月，斯诺被迫回到美国。

　　斯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制造事变的阴谋

　　回国后，斯诺继续揭露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和险恶用心，他撰写了《这是中国的内战吗》的述评文章，发表在美国《亚细亚》杂志1941年4月号上。

　　斯诺报道说：“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突然发布命令，要求驻防在长江南岸的新四军部队在一个月内撤至江北一块几乎被日军包围并且荒芜贫瘠的地区内。”“为避免冲突，新四军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开始向北移防，由于缺乏弹药和运输工具（已有数月未曾得到重庆的补给），新四军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日军得知新四军这次被迫的移防行动，并加以利用，向新四军在安徽省的根据地发动了进攻，新四军主力损失严重。尽管如此，到12月底以前，新四军十分之九的部队已在江北，只有少部分后卫部队还在皖南。在后卫部队中，只有4000人的总部分队是武装人员，除此以外，还有2000名负伤官兵，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由其他人抬着走，其余约2000人为教员、学员、政工人员，国际友人资助开办的工厂的工人、女学生、医护人员和家属。”

　　斯诺在报道中指出：“从所有反映出来的情况看，这场战斗是事先经过极为周密策划的大规模伏击战……首先一个事实是，这次袭击从预谋到付诸实施都是在共产党执行政府下达的难以完成的命令的过程中进行的。其次，据报道，新四军撤出的防区，不是由国民党军占领，而是由汪伪军占领。第三，在这次骇人听闻的事件中，国民党所采取的是幻想加欺骗的做法。目前坚持的说法是新四军已‘不存在’，新四军受到了‘撤销番号和取缔的惩处’（蒋介石委员长语）。仅凭颁布一纸命令，绝不可能‘撤销’‘取缔’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如此命令往往是‘剿匪’——即内战的序曲。”

　　斯诺还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阻止中国回到原始野蛮时代的最大责任在于英、美两国——特别是在于后者。据说，对新四军的进攻是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而实施的。”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既干预了中日战争，也干预了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均衡。华盛顿必须决定，他们希望那里出现什么样的局势，是扩大内战，取消进一步抗日；还是壮大民主力量，以确保国内合作和民族革命斗争的继续开展。他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要基于两个条件：第一，改善政治生活，如在盟国援助影响下的高级代表大会上，各抗日团体应拥有席位和发言权。第二，美国的信贷援助应以加强政治合作的经济基础为目的。同时，不管地区间的政治差别如何，均应平均分配。只有这样，“美国的财政援助能够在中国产生效益，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

　　斯诺的这篇文章，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政府停止了向中国提供贷款的谈判，并向蒋介石暗示，如果中国内战重开，重庆将得不到美援。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全军，继续坚持抗战。共产党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立场和合理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公开表示“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作者为台儿庄战役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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