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路上的一個春節

　　面對敵人的圍追堵截，遵義會議之后的紅軍依舊是危機重重，必須盡快殺出一條血路，突出重圍。

　　1935年1月20日，中革軍委從遵義轉至桐梓縣城，隨即下達《關於渡江的作戰計劃》。地域定在宜賓、瀘州之間。毛澤東的設想是，趁著年關臨近，川軍江防麻痺、國民黨追擊軍尚在途中之際，避其鋒芒，悄然過江，擺脫圍追堵截。

　　28日拂曉，戰斗在蒙蒙細雨中打響。戰至黃昏，雙方仍呈膠著之勢。紅軍發現，川軍不是情報中所說的兩個團，而是兩個旅，另有兩個旅的增援部隊還在源源而至。並且，原本以為像黔軍一樣一擊即潰的川軍戰力絲毫不亞於中央軍，輕重武器裝備甚至優於中央軍。“殲滅戰”成了“拉鋸戰”，人均僅有20發子彈的紅軍陷入危機。

　　眼看短時間取勝無望，中央政治局連夜命令停止與敵人糾纏，暫時放棄北渡長江計劃，避實就虛，西進川南。29日拂曉，紅軍從土城渾溪口、元厚等渡口迅速渡過赤水河。

　　部隊撤至四川敘永縣城南79公裡處的石廂子時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這裡與貴州畢節縣大渡鄉和雲南威信縣水田寨接壤。雄雞報曉，三省可聞，故而三地交匯處統稱為“雞鳴三省”。當時的石廂子是一個僅有400多人的小村庄。地處大山深處，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連除夕之夜的爆竹聲也是稀稀拉拉。警衛員好不容易弄來一碗臘肉，被毛澤東送給了傷員。

　　大年初二，部隊向雲南威信境內轉移。當天晚上，在水田寨一棟因門窗雕有花草虫鳥圖案而聞名的“花房子”裡，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博古交出了裝有文件、材料、公章等象征著中央最高“權力”的幾副挑擔。

　　那個春節，重要會議一個緊接一個。大年初五，政治局在大河灘召開會議，正式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在威信縣城所地扎西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新的戰略方針，會議決定改變原定北渡長江的計劃。會議同時決定，對中央紅軍進行整編，徹底改變長征以來“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的局面。

　　大年初六的政治局會議，開了一個通宵。凌晨，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簽署的《關於各軍團的縮編命令》隨即發出。中央紅軍由30個團縮編為17個團，機關和后勤人員大幅度精簡，充實基層﹔運輸隊、掩護隊、供給部等機構的大部分人員，以及司號員、理發員、炊事員等等，大都編入作戰連隊，紅軍師長當團長，10個連長一個班。

　　這是一次脫胎換骨的精簡。凡兩個人抬不動的東西，個人抬不動的東西都要甩掉。早已成為部隊沉重負擔的造幣機、造彈機、印刷機、磅秤、鑄銀模子等笨重機器和器材則一律處理掉。丟掉了“包袱”，實現了“消腫”，部隊面貌煥然一新。趁著國民黨幾十個團匆匆在長江南岸布防阻攔，貴州兵力空虛之際，毛澤東再度揮師黔北，殺了敵人一個回馬槍。紅軍先頭1個團先敵搶渡二郎灘，成功掩護部隊於2月18日至20日第二次渡過赤水河，取桐梓、奪婁山關、重佔遵義城，5天內殲滅和擊潰蔣介石謫系吳奇偉部2個師8個團。

　　（摘編自《四川黨的建設》2017年第2期 賈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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