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的大歷史觀教育及其當代借鑒

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在中國革命史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中認清近現代中華民族歷史道路和歷史前途，以史為鑒不斷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

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延安時期，黨內開展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科學方法的學習，把做好黨史、中國革命史、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學習和研究工作擺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在建黨百年之際，回溯延安時期黨的大歷史觀教育，有助於我們深入學習領會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深入開展“四史”學習教育，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

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延安時期，我們黨逐步發展成為一支全國性的大黨。如何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成為當時全黨迫切解決的思想和路線問題。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對全體黨員干部提出理論學習的兩大任務是：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則和方法研究中國革命問題和中國歷史。他強調：“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領導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中國共產黨，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指南，在實踐中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

要用全面的歷史的方法學習和研究黨史。1942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指明以黨的整個發展過程為研究對象，“不是隻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做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既給特定歷史階段的路線政策以歷史的分析，又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說明，這為黨員干部深刻認識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危害、系統了解黨的歷史和總結黨領導革命的歷史經驗起了重要指導作用。

中國革命的前途是中國共產黨人長期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我們要在中國革命史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中認清中國的前途。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有力駁斥了“速勝論”“亡國論”兩種錯誤看法，指明把抗日斗爭放在世界革命運動中、將抗日與建國聯系起來更容易看清中國的革命前途。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主張對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進行改造，“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

黨中央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史學學習和研究工作，在高級干部中組建理論學習組，指示延安馬列學院開展有序的專門史研究。延安各高校開設“中國革命運動史”“社會發展史”“世界革命運動史”“黨史與黨建”等課程。有力地推動並提高了黨員干部對世界革命發展趨勢、中華民族歷史道路和歷史前途、中國共產黨的奮斗史和時代責任等重大問題的認識。

延安時期，清算教條主義成為黨內理論學習和實際工作中的一項重要任務。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要求“用馬列主義的精神與方法去分析中國歷史與當前的具體問題，去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使學生養成這種應用的習慣，以便在他們出校之后善於應用馬列主義的精神與方法去分析問題與指導實踐”。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明：我們黨正是在克服這些錯誤的斗爭中不斷壯大起來的。

以史為鑒不斷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隨著中國共產黨發展成為一支全國性的大黨，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歷史性地擺在黨中央面前。毛澤東同志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共產黨”是一項“偉大的工程”。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明確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的目標。毛澤東同志要求每個黨員都應為此奮斗，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劉少奇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列寧的黨性建設理論。他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提出，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員最基本的責任，“共產主義事業，真如我們所說的是‘百年大業’，是決不能‘一蹴而就’的”。這一偉大事業需要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不懈奮斗，“我們的后代能夠完滿地完成這個偉大事業的全部工程”。

進入新時代，審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樹立大歷史觀，我們要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戰略。要實現這一民族抱負，就必須著力把我們黨建設成為信念過硬、政治過硬、責任過硬、能力過硬、作風過硬的永葆初心使命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一以貫之。”廣大黨員干部在“四史”學習中應樹立馬克思主義大歷史觀，提升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與黨的優良傳統的政治自覺。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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