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漢：“坐在屋裡搞不好黨史”

“我是採薪憂不盡，殘年有志惜晚晴”。作為中國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李維漢在耄耋之年仍筆耕不輟，積極收集資料，撰寫回憶錄。李維漢在研究工作中所體現的唯物主義黨史觀，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今天仍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

對待黨史事件，要直面歷史爭論，妥善處理問題。關於“西北歷史問題”，在黨史界曾有過激烈的爭論，由於牽扯面過廣，中央幾次開會仍沒能圓滿解決。1980年10月，李維漢結合自己親身經歷，與陝西省黨史工作者交換了對陝北肅反、對劉志丹和謝子長同志的評價、陝甘寧邊區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延安整風、邊區高干會議等問題的看法。1983年4月，87歲高齡的李維漢受黨中央委托，主持五人小組，與王首道、馮文彬、榮高棠、何載同志一起，本著既要弄清是非又要團結同志的精神，通過召集原陝北、陝甘邊同志舉辦座談會，以協商發言等方式為各地解決黨史上的類似問題提供了遵循。難能可貴的是李維漢面對涉及自身的黨史問題，也能採取不繞彎不回避甚至自我批評的態度，如在《回憶與思考》中深刻剖析了自己在1933年反對“江西羅明路線”斗爭中所犯的錯誤，這對我們今天學習研究黨史有著深刻的教育意義。

看待黨史人物，要回到歷史語境，力求完整客觀。李維漢常引用列寧的一句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可見研究黨史人物，要考慮當時的歷史條件，並不能按照當下的標准去苛求甚至拔高貶低。李維漢在1980年同湖南黨史工作者座談時曾評價一些烈士傳記，“感覺仿佛這些人從小就是神童，長大了就是先知先覺，而且都是很順利地成長的，寫一段就加一段好評語，然后又一段，又加一些好的評語，就是這樣一步步升高。”一段時間以來，不少黨史學者將重點局限在少數領袖人物，李維漢主張應正確看待“領袖同群眾的關系，同集體內部的關系，如果寫一個領袖人物看不見這些關系，是不夠歷史唯物主義的”。同時把領袖人物寫成沒有一點缺點，直線發展的“足赤完人”，“要這麼用，就這麼寫，要那麼用，就那麼寫，歪曲領袖形象。”其實質也是實用主義。“我們革命的成功，不是隻靠少數領袖，不能沒有廣大的群眾。”李維漢曾贊揚白洋澱黨史工作者撰寫烈士紀念碑的經驗，對於基層烈士的英勇事跡，“即使知道的不多，隻一、二行字，也是一個傳。隻要把它登出來，當地的群眾、黨支部就會受到鼓舞。”

對待黨史研究，要堅持實事求是，認真調查研究。李維漢認為求“是”和求“實”是相互作用的，但基本的是求“實”，他在《關於黨史上的幾個問題復聶榮臻同志》一文中強調：“第一材料必須真實，第二重新認識過去，都還需進一步加工。”為收集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資料，李維漢不顧病軀，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同志一道奔走於武漢、廣州、長沙之間，每到一處均召集當地黨史工作者與老同志舉行座談，解答疑問，澄清史實。李維漢建議黨史研究者、教育者也要“走出門去調查，坐在屋裡搞不好黨史”“調查的資料要十分豐富，然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發現不足，再去調查。”李維漢以天津大學組織寫作《柳直荀傳》為例：“他們有幾個同志到湖北洪湖地區調查了半年，來回幾千裡，找了許多人，終於找出了直荀烈士被害的具體情況。這種艱苦調查的精神值得稱贊和學習。”李維漢強調的“真實”，並不是有聞必錄的客觀主義，也不是要搞繁瑣考証，而是從真實事實出發，引出歷史發展規律，真正體現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

回顧黨的歷程，李維漢曾自豪地說：“現在世界各國共產黨，可能還沒有一個有我們中國共產黨這麼豐富的經驗，我們黨至少是國際上最富有經驗的共產黨之一。我們是一個大國，將來我們的黨史就像一個偉大的大廈。”“老干部就應該去收集一點磚哪瓦哪，供黨去修這個大廈。”“我見到老人就勸他們寫資料。”離世前，李維漢將寫作回憶錄的相關資料與訪談，均無償捐獻給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以身作則踐行了老一輩革命家的無悔承諾，為黨史工作貢獻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值得我們永遠學習銘記。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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