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到底是哪天閉幕的？

　　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開幕的，這一結論首次發表於內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1979年第9期，后經1980年初的《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中文版和英文版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証》為題同時刊發后，逐漸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

　　但是，中共一大是哪天閉幕的，卻一直沒有定論。本文介紹的即是學術界對這一歷史謎團的研究過程。

　　閉幕日謎團的初步破解

　　關於中共一大閉幕的日期，《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的說法是：由於會議無法繼續在上海舉行，“代表們分批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開了最后一天的會議。”

　　這最后一天的會議，也就是南湖會議，書中特意加了注釋：“目前史學界對黨的一大閉幕日期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幾種不同的說法。”其實還有程金蛟、丁進等的8月3日閉幕說，陳水林、何銘三等的8月4日閉幕說，但未被收入該注釋。

　　其實7月30日這一閉幕日期很容易排除。當天晚上，因為敵探突然闖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興業路76號）會場，會議中止，大部分代表迅速轉移。很難想象，會議代表會連夜乘車趕到近100公裡外的浙江省嘉興縣，再租條船在南湖上舉行閉幕會。這在常識上不合理，交通、租船等具體工作都難以做到，而且也與所有當事人的回憶相左，沒人說過是熬著夜在湖面上開的閉幕會。

　　另外6種說法，都有當事人的回憶支持，但由於年代久遠、記憶模糊甚至是記錄人的文字能力等原因，導致不同人的回憶不一樣，同一人前后兩次的回憶有差別，甚至同一人在同一回憶中的前后表述也有矛盾。

　　由於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而且留下的檔案材料非常少，致使百年后的今天，南湖會議在哪天開的依然是個謎團。

　　由嘉興市委牽頭組成的課題組，歷時5年推出的《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18年版）一書，對於破解這個百年謎團，作出了重大貢獻。該書不僅廣泛搜集了海內外所有能夠找到的關於中共一大的檔案資料，而且查考了南湖會議前后的氣象資料、當時從上海途經嘉興前往杭州的火車車次、相關輪船航班時間，以及南湖租船的規則，當年的嘉興火車站到鴛湖旅館、再到南湖獅子匯渡口的距離和步行所需的時間。通過這些實証性的材料，再比對當事人的回憶，去偽存真，令人信服地排除了南湖會議時間的若干種說法。

　　首先，因為陳公博與新婚妻子住宿的大東旅社，7月31日早晨5點多鐘聽到“一聲尖厲的槍聲”，接著便是“一個女子銳厲悲慘的呼叫”，后來知道是出了凶殺案。他於是決定帶妻子到杭州一行，9點多退了房間，把行李暫存旅社，表示回來還住大東旅社。離開旅館后，他先在一家飯館安頓了太太，自己跑去找李達請假。陳公博的這些回憶出自他參加一大后不久寫的紀實性游記《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載《新青年》第九卷第三號），可信度極高。張國燾的《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也佐証了陳公博請假的事。由此証明南湖會議不可能是7月31日開的，因為這天會議的重要組織者李達、張國燾都還在上海。

　　8月1日下午5時至6時左右，嘉興南湖狂風大作。8月3日的《申報》報道稱：“南湖中之避暑游船，於風起時不及傍岸，被風吹覆者四五艘，一般游客因不諳水性，而溺斃者竟有三人。狂風約一小時始止。”按照日本學者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的研究，最早指出南湖巨風報道的，是藤田正典的《關於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會期》。南湖巨風時，代表們如果正在游船上開會，回憶錄中應有所記載，但所有代表都回憶說風平浪靜、景色宜人，並無湖上遇險的經歷。由此可見，南湖會議不是8月1日召開的。

　　陳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記載，他和妻子在從上海赴杭州的火車上商量好了旅行計劃，“我們打算一日游山，二日游水，三日回滬，四日附輪回廣州。”而后還說，“回上海第二日我們便附新寧輪船歸粵”。經過查閱1921年7、8兩個月《申報》商務版刊登的新寧輪進出上海港的日期，可以確定新寧輪是8月4日午刻離開上海港的。陳公博的《我與共產黨》（《寒風集》，地方行政社1945年版）中記載，他8月3日夜回到上海，次日乘新寧輪離滬赴粵之前，“（周）佛海來找我，才知道最后大會已經在嘉興的南湖船上開過，會議算是結束。”可見8月4日周佛海等代表已經在上海，不可能還在南湖開會。也正因為如此，8月5日就更不可能是南湖會議的日期了。

　　從上述說法來看，《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一書成功地否定了4種閉幕日的說法，隻剩下了8月2日、3日兩種可能了。

　　確定閉幕日期的重要線索

　　《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一書課題組認為南湖會議是8月3日召開的。根據當時滬杭線火車時刻表、絲網船（即開會用的游船）需要提前一天“雇定”的規則，負責會務的李達夫人王會悟和十幾位一大代表，隻能是分兩批、分兩天，分別乘坐7:35的104次早班快車從上海出發，上午10:13到達嘉興。

　　按照這個會期還原，南湖會議的過程大致為：8月1日決定到嘉興南湖續會，當晚王會悟到上海北站購買了次日早班快車到嘉興的火車票。8月2日王會悟與幾位代表先到嘉興，在城內的鴛湖旅館（屬高檔賓館）“開了兩個房間休息，洗臉吃早飯，叫旅館賬房給雇船”，再到南湖察看地形﹔同一天，張國燾在上海“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車前往”。8月3日，代表們“三三兩兩的到北站上車”，到達嘉興后，由王會悟直接帶至離火車站不遠的獅子匯渡口，登船開會到6時左右結束。代表們的午飯是在船上吃的。

　　確認8月3日為閉幕日的最大挑戰是要証明8月2日不是南湖會議日期，但這並不容易。

　　否定“8月2日開會說”的一個理由是：王會悟本人的回憶有自相矛盾之處。據曹仲彬在《八十年前的往事——訪王會悟》（《黨史縱橫》2001年第7期）一文中披露，王會悟1983年在接受自己訪問時提出了8月2日召開南湖會議的說法，但就在這次訪問中她又說，“會議休會兩日，后開會研究怎樣繼續開會問題”。“休會兩日”，當然是指7月31日、8月1日，這兩日后再開會研究，就成了8月2日開會研究“怎樣繼續開會”，而不是在南湖開會。前后矛盾，自己后面的話否定了前面的。

　　根據課題組對“8月4日開會說”的否定論証，王會悟后面的話顯然是記憶有誤的。如果真是8月2日研究決定赴嘉興，按已知的南湖會議進程，王會悟需要當晚到上海北站買票，8月3日到嘉興，其他代表就隻能次日到南湖開會，但前述的証據表明8月4日周佛海等代表已經回到上海了。

　　王會悟生於1898年，做這個訪問時已經85歲了。她關於“休會兩日”的說法應該源自她1959年時的回憶：“‘一大’會議在上海開了兩天，因為有情況被迫休會，兩天以后才決定到嘉興南湖船上去開。”（《“一大”在南湖開會的情況》，載《“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此時她61歲，對發生在38年前的一大回憶得沒那麼確切比較容易理解，比如她說一大在上海開了“兩天”，與事實有明顯出入，因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說得很清楚，一大在上海一共進行了8天，其中第3天和第4天是休會。

　　離閉幕日的揭曉一步之遙

　　那麼，王會悟關於8月2日召開南湖會議的說法對不對呢？《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一書認為是不對的。

　　該書認為陳公博找李達、張國燾告假應該是7月31日下午時段，然后乘坐傍晚7:15的116次夜快車去杭州。陳公博走后，大家討論續會地點，開始選定的是杭州西湖。后來又覺得“那裡游人太多”（陳潭秋：《回憶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載《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十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而且路程較遠。李達正為此發愁的時候，王會悟建議到自己家鄉嘉興的南湖開會。嘉興是滬杭火車的經停站，李達覺得不錯，就“去與代表們商量，大家都同意了這個意見”（王會悟：《我為黨的“一大”安排會址》，《革命資料》第一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版）。

　　按該書課題組的研究，確定到西湖續會的時間，應該是7月31日晚，因為許多代表回憶當時開會通常是在晚上﹔李達發現西湖不適合，王會悟建議到南湖的時間，應該是8月1日上午﹔李達去與代表們商量的時間，應該是8月1日下午。然后，8月1日晚上，王會悟去上海北站買2日早班快車的火車票，全體代表3日到南湖開會。

　　其實，課題組否定“8月2日開會說”的一個核心論點是，如果是這天開的會，那王會悟必須提前一天也就是8月1日到嘉興打前站。但按照當時的火車時刻表，無論她上午還是下午到嘉興，她一定會趕上當天下午的南湖巨風，可是“王會悟所有的回憶根本沒有提及這場巨風，可以反証7月31日晚沒有作出到嘉興南湖續會的決定”（《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18年版）。前文“8月3日開會說”關於時間線索的推論，基本是在這個前提下展開的。

　　等待歷史給出答案

　　在前面討論的過程中，有個關鍵性的問題沒有得到充分重視，那就是：王會悟是嘉興本地人。她至少有一年時間就在南湖邊上求學，張國燾甚至在《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中說，“她家住在浙江嘉興的南湖湖畔”。對當地人王會悟來說，這種巨風天氣可謂司空見慣。課題組商請嘉興氣象局出具的氣象報告顯示，南湖巨風屬於當地夏季午后“極易發生”的“局地強對流天氣”現象，“其特點為發生突然，范圍小，程度劇烈”（《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18年版）。正因為了解湖邊不時會有大風，王會悟才會選擇在嘉興城內距離南湖二裡多的鴛湖旅館下榻，這裡檔次高，又不會受南湖巨風的影響。相比之下，不諳嘉興氣象的毛澤東和同行的蕭瑜第二天到達后，就選擇在湖邊租了房，這裡離紅船要近得多。

　　因此，王會悟對自己常見的這種巨風不會有深刻記憶，除非它影響了開會。這種巨風來得猛去得快，按上述嘉興氣象局的報告來說，這種強對流天氣“空間尺度小，一般水平范圍大約在十幾公裡至二三百公裡，有的水平范圍隻有幾十米至十幾公裡。其生命史短並帶有明顯的突發性，約為一小時至十幾小時，較短的僅有幾分鐘至一小時。”據1921年8月3日的《申報》報道，“狂風約一小時始止。”對一次僅刮了一小時，又完全不會影響次日開會的常見的大風，王會悟有必要牢記嗎？她甚至會對一道抵達的幾位代表解釋此風常見，大家自然安之若素。

　　另外，認為陳公博7月31日下午請假，然后乘夜快車去杭州的想法也是武斷的。想想看，陳公博上午9點多從大東旅社退房，把太太安頓在一家飯館，再去找李達請假。注意這裡是“飯館”而不是“旅館”，是准備吃飯而不是住宿。因為計劃下午去杭州，他們也沒必要再在上海住宿。那麼，吃的是哪頓飯？顯然是中飯。陳公博去找李達請假，往返需要幾個小時嗎，別忘了上海是有黃包車的，估計嘉興也有。陳公博請假回來和太太吃過午飯后，應當是乘下午2:50上海北站開出的110次特別快車，晚上7:09到達杭州。當天下午從上海到杭州的火車隻有兩趟，為什麼不會是前文提到的晚上7:15開出的116次夜快車呢？因為這趟車夜裡11:37才能抵達杭州。陳公博帶著新婚的妻子，夜半三更到達一座陌生的城市，還得四處找旅店，顯然不合常理。那時的杭州不像現在，午夜時分恐怕已經伸手不見五指了。

　　因此，陳公博一定是中午前離開李達住的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趕到妻子歇腳的飯館（應該就在附近）吃中飯，這期間飯館可以為他們代購2:50去杭州的火車票。陳公博走后，“李漢俊、張國燾、董必武、何叔衡、李達等幾位代表在李達家聚會，研究繼續開會的地點問題”（榮維木：《關於中共“一大”閉幕日期的幾種意見》，載《中共“一大”南湖會議》，浙江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這不是正式會議，也非全體代表，沒必要一定等到晚上開。他們先是決定去杭州西湖，這一是受了陳公博已赴西湖的啟發，二是毛澤東、劉仁靜會后有到西湖一行的計劃，干脆一同去吧，畢竟把陳公博甩掉不妥。既然決定也去西湖，當然沒必要再去追著告訴陳公博。大家走后，李達突然發現西湖並非開會的合適場所，於是王會悟建議去南湖，李達遂去與大家商議，大家同意。這個地點變化應該是發生在7月31日下午到傍晚時分，此時陳公博早就坐上了火車，無法通知，所以他缺席了南湖會議。當天晚上，王會悟到上海北站買票。8月1日，王會悟率部分代表到嘉興打前站﹔8月2日，其余代表到達，登上頭一日預訂好的絲網船，上午11:00左右開會，當天下午6:00左右結束，大多數代表乘坐當晚8:15的115次快車返回上海。

　　著名黨史學者肖甡教授說過：“1983年我在北京兩次訪問王會悟，她咬定南湖會議是8月2日召開的。”從以上分析來看，“8月2日開會說”也並非全無道理。

　　中共一大的閉幕日期，也即南湖會議的日期，到底是8月2日還是8月3日，依然值得探討。但是，真相已如地平線上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隻差一件直接有力的佐証了。

　　（本文作者為人民出版社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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